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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3节（第1页）

想到这些，我就恨她恨得咬牙！

裴雯自小就与我们不亲，做事阴湿，唯有能得利之事才会表示亲热，家中对她的教导全数喂到珠江里去了！大家虽然不是同一个妈生的，可她这样狠心，揭发自己的亲大哥亲侄子，也不怕遭雷劈！

我都不知她是如何知道我在香港的地址，但我绝不会给她回信！想来二哥肯定也收到了她的请求，等会儿我就给二哥去信，让他也不准与裴雯有联系。

最可惜的是我们在荔湾的大屋，你不过是迟回广州两个月，她便带着自己夫家一家老小住了进去。大哥，若是有精力，便与她争上一争！

写到这里，心是乱的，字也是乱的，我真是吞不下这口气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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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的事情，周长城和万云都知道了，桂老师并未和桂裴雯争荔湾的大房子，而是自己住进了学校的家属楼里，后又搬到珠贝村的小院子里。

难怪裘阿姨在桂老师住院时，不愿意将桂老师生病的事告知桂裴雯，原来中间还有这么一桩不可原谅的事，桂老师嘴可真紧啊，什么委屈都不吐露。

“光是看这几封信，我都觉得自己精气神被抽光了。”万云扶着摇椅坐下来，半躺在上头，“也不知道桂老师这些年是怎么支撑下来的。”

“桂老师真是倔啊，这么多年，竟一直都没有动摇过要出去和他们团圆吗？。”周长城也是佩服桂春生的硬心肠，“还有两封，看吗？”

“都看到这儿了，还能半途而废吗？看！”万云被信中的情绪引导得有点疲惫，还是坐起来，继续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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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，桂裴清来信。

大哥，

抱歉这么久才给你来信，我到新加坡安已经安顿有一个月了。中年换地方，实在是苦不堪言，我再不敢轻易喊你离开广州，到香港生活。走到外头，虽然看见的大多都是华人面孔，可适应起来又是另一回事，此地和香港相像，小而闹，却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，别说制度食物交通，就是女佣，也要重新培训，一日一日之间，适应得不可谓不艰辛。

说件有意思的事情，我到新加坡来，没想到赵心乔竟过来看我，送上新居礼品，不与她做姑嫂，我们两人倒是能说得上话了。她现在生活富足平静，脸上都是祥和，毕竟是当人祖母了，说起在香港的两个小豆丁之仪和之齐，我们话题都很多。

大哥，你的眼光还是好，当初不顾家中长辈反对，定要与她结婚，今日我才看得见赵心乔的好处，在历经风霜后仍能保持仁善，太是难得。

铠同和那头的家断开了，大概是付了一大笔钱，但是我没有去追查细节，他愿意回归家庭，我不会计较。或许也是因为我自己手头上有了一笔小钱，不像之前，担心他离去后我养不活孩子。钱的好处真大，若是让阿娘知道我如今如此市侩，恐怕要打我手心。

有时候半夜做梦醒来，会不知道身在何处，究竟是在广州老屋，还是在香港唐楼，其实已经搬到了新加坡。偶尔会梦到爹娘健在和我们一起开蒙的事，醒来只觉得苍茫。

哥哥，我离家是越来越远了。

大哥，还有一事，本不该我来提，因为担心自己对裘松龄，和我之前对赵心乔一样，有先入为主的坏习惯。

你来信说这两年与裘松龄走得近，我此前在香港就已经听过这号人物，怎么说呢？名声非常响亮。一个女人的名声这样响亮，他人对她的评价就会两极分化。

我是个保守的人，对有这样名声的女人，自然不会太有好感。

不知道你清不清楚，裘松龄欧洲结过三次婚，生过两个孩子。

她十八岁时跟着一个大了她十五岁的男人跑到欧洲，诞下一子，后这个孩子归了男方，她拿到一笔钱，继续在法国读书，交了不少男朋友。

第二次结婚是三十岁，跟法国一个有贵族头衔的艺术家在一起，不到一年又离婚，分了对方在巴黎的一栋楼。

第三次是和英国一个画商结的婚，再次诞下一子，这个孩子如今留在伦敦读书，不到五年，再次离婚，分了那个英国人的半个画廊产权，再后来她就回国了。

当然这些都是笼统听来的，中间细节我统统不清楚，但并不影响认识的人流传她的事迹，甚至刻薄地称她为华女常胜将军。

自然，我们已经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，每个人都有往事，你也有过往，若是能和她说得来，互相有个伴，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你心里有数即可。（写到这里，发现我实在不该多嘴）

大哥，在广州如果寂寞，或许可以考虑结婚，甚至再生子。我是姑姑，顾着世基和世明的感受，可更是你的妹妹，希望你身边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大不如前，你应该更甚，若是能有人可以照顾你，我在外也放心许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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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封信，对周长城和万云的冲击来说，不可谓不大，裘阿姨的人生故事竟这样曲折，甚至有些惨烈，独身女人在国外，结了三次婚，又离了三次婚，哪儿是这样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能言明中间苦楚的。

难怪桂老师和裘阿姨能说得到一起去。

看来桂老师也没有听桂裴清的，这些年一直都跟裘阿姨在一起，没有分开过。

“裘阿姨真是个勇敢的人。在外国人的地盘上，还能跟他们争到属于自己的财产。”周长城跟国外客户打过交道，晓得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很难缠的。

万云顿时明白了裘阿姨身上的那种距离感是哪里来的，也明白了为什么裘阿姨不开口留住桂老师，她就是一匹独来独往的狼。

“城哥，还有吗？”万云把这封信折好，眼看着后头都没有信了。

“还有一封。”周长城拿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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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2月，桂世基来信。

爸爸，

去年底，我和淑薇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到槟城去出席欧阳世叔的葬礼，他是患癌过世的，愿他安息。世明也从美国回来了，这些年世明读书，除了您和我给的钱，欧阳世叔也出了力，所以他特意回来一趟，当然主要是陪伴妈妈。

欧阳世叔财产多，前头子女多，争执也多，妈妈的状态不是太好，葬礼过后，她在槟城再待不下去，我和淑薇将其接回香港长居，她不愿与我们同住，所幸欧阳世叔给她留了一套小房子和若干现金，距离我们家也不太远，我们不时可以去看她。

爸爸，这么说或许有些自私混乱，但我仍期待您能来港，妈妈现在不爱说话，只是一个人长久地待在家，很少下楼，我平日要到处跑生意，淑薇要顾着两个孩子，世明则还是当他那个世界仔，若您能来港与她陪伴，或许她能好一些。

为生计故，不能常伴父母身边，使我惭愧。

妈妈在返港的飞机上和我说，让我成家后，说话做事一定要考虑淑薇和两个孩子，不可擅自妄为，不然长此以往，妻儿定然要离开我。这是我第一回听见妈妈抱怨过去。

爸爸，我说这些话，不是要责怪您原先写的那些抗议信，引发了后头一系列的下放关押之事，过去已经过去，可这些话，一直憋在我心里，我真心不知道要和谁说，即使世明也不会懂当初的恐怖。我们的过去如此复杂，那种伤痛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出口，只能是在我们之间回荡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十五岁，第一次离开广州到内蒙下乡的少年，对着前途一无所知，需要有人替我解惑。

爸爸，人生痕迹真是残忍，留在心上，便一直抹不去。

即使不是为了妈妈，我依旧盼您能港一聚，之仪和之齐的名字是您取的，他们还未当面喊过您一声爷爷。孩子们长大许多，不知不觉我已经抱不住，而自己也成了三十岁的男人了，时间飞逝，空余感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