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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七十章袁绍的动向（第1页）

看到袁绍迟疑，许攸接着煽风点火地说：“自张扬死后，他儿子李淮痕屡次违逆主公旨意，不听管教。现在是主公暴涨声望的时候了。”

许攸不提也罢，一提上李淮痕也罢，袁绍心怒蹭蹬往上走，去年他这盟主也安稳地呆在渤海不动，李淮痕倒是，不但平稳地收下了上，还与张燕展开恶战，闹翻hb，出尽风头，岂不恨恶道：“这孩子可恨。"

许攸不失时机地接着说：“主公是诸侯盟主，於夫罗依附主公。今遣使者，定能马至。"

袁绍点头说：“哼！子远这个计谋很高明。"

许攸一人正在厅堂上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底下几人微蹙眉头，郭图不禁站起来拱手说道：“许子远只道是保於夫罗定要发兵，就知道去岁的李淮痕威震太行了，於夫罗岂不是闻风丧胆”？

脸上的阴霾一闪，许攸便不动声色地说：“郭公便这句话羞煞了我。於夫罗是谁？贪得无厌的无谋之辈。并州年年被太行匈奴抢掠早已经荒芜，去年只有上收成。就於夫罗的人品能不漏掉。"

许子远好不客气，郭图暗道中，愤怒上升，一脸不高兴：“去岁主公和於夫罗结了盟，上和於夫罗也结了盟。许子远安知於夫罗将利欲熏心。"

“哈哈”许攸笑道：“郭公却很有见地。李淮痕一个毛头小子。敢于轻易向张燕发难并大胜了他把於夫罗看在眼里。况且於夫罗面对好处不是心动了吗。"

“哼哼”，郭图脸上挂着寒霜，听懂了说一不二的许攸，轻轻哼唱着，拂着衣袖坐下。

淡淡憋气回座的郭图和许攸转过身来，脸上带着微笑向袁绍接着说道：“主公这是连环计尔。董卓把平难中郎将之职交给李淮痕。张燕一定是心怀怨恨。只要於夫罗有一举动，张燕定会洗雪。”

袁绍听了后耐不住兴奋，拍案而起，面色坚决地说：“子远的计策很合我的心意。我的心意已定。谁能为我去呢”？

出使於夫罗这等事说白了就是搬不动明面，有些费力不讨好，其余几人都低下了头，良久有一人慢慢坐下，拱手说：“老爷，纪愿意去。"

袁绍又深知出使於夫罗损人不利己的事实，见到逢纪肯去大喜过望，便宽慰说：“元图这就走吧，尽力就可以了。"

「是」，逢纪应之，忽复忆起去岁初苦谋上为李淮痕所毁，心中暗忖须劝於夫罗发兵，决不赐李淮痕良果！

李淮痕对上进行吏治革新，化解了一批人，同时还疯狂地砍下一批深埋于上、吸食民心、腐蚀上根底的蛀虫，但基层官吏多由世家大族镇守，一下牵连那么多人，上官场清净，却又缺乏管理地方之人。

在三国这浪潮汹涌、铁马金戈、英雄辈出、世家门阀满天飞的年代里，李淮痕一开始得罪世家门阀不知道能不能昂首阔步笑到尽头。三国中的世家门阀有以下几个特点：第一，都是寒门士子和武将出身，而李淮痕却出身于此。

现在不是打游戏的年代，可以说是东汉末年了，是世家长足发展的年代，如果没有人才做后盾，就注定了自己不会有前途。因为士家不是为我所用的，所以拿着我手里的刀子，杀了个璀璨的天，遥想后世历史东汉末年战乱频仍、百姓困苦、人口减少。

直到出现五胡乱华等悲惨事件，但是士家在哪里呢？李淮痕深痛心疾首。当时曹操和刘备都是世家子弟，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大相径庭：曹操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杀而一蹶不振；刘备则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败下阵来。

为什么会如此呢？对士家李淮痕有种莫名其妙的反感，如今既给李淮痕如此良机，还能让士家壮大吗？

东汉时期的士人以察举和征辟为主。随着士族阶层的崛起和发展，士庶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士往往通过察举、荐举等方式进入各级官员队伍。

因此，许多人都被选拔为官吏。举主与府主的关系较为密切，而与门生、故吏的关系相对疏远；门生、故吏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固结；大官僚与故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，也随着政治力量的消长而不断加剧。

东汉后期，士大夫中出现了许多累世公卿，他们都是家族的代表人物。这些人均为第一大地主，且世居要职，门生，故吏遍布，故为士大夫首领。

门阀大族与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士族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三国两晋南北朝。这一时期的士风有如下特点：第一，重门第。第二，重门族。

第三，重仕宦。第四，重人才。东汉以后，随着阀阅的扩大和门阀大族地位的提高以及察举、征辟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，门阀大族逐渐成为大地主、外戚和宦官的附庸。门阀大族对本州和本郡的权力比较垄断，事实上支配着这些州县。

汉末社会的世家大族魏晋时期称士族，其影响较大，名士大多出生于这一阶层或政治上同这一阶层相结合。曹操作为宦官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对名士的要求是“唯才是举举”，既要学习名教，又要掌握治国用兵之术；曹操本人也是一个世家大族素，他的德行标准与其他名士不同。

他认为，士是一种德才兼优者，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培养和教育，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中有用之才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需要选拔任用士人。

曹**、曹丕代汉称帝后，重用陈群等人，推行“以德治天下”，“以才为用”的“依势而进”的“八股”政治，并制定了“以德治国”和“以才为用”相结合的“八股文”制度，确立了以“九品中正制”为主干的选拔用人原则。

推行之初，士人品定之权由官府中正握有，中正们采择民意，以人才优劣来评价品第，这多少一改东汉末年名士们品评人伦，操控大选的状况。

西晋虽然仍然袭用九品中正制度，但是中正通常只重视被评对象家世的封爵和官位，而较少关注真实的才华，无法起到选拔人才的目的，以至于上品没有寒族、下品没有士族，九品中正制度却成了巩固士族势力的利器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“五等”制度：第一等品是宗室贵族；第二等为卿大夫官；第三等品为官吏；第四等品为士、农、工各阶层。

西晋时期的高官显爵主要是由私家依附农民所获得。国家租税、徭役等收入主要来自于对田地的占有，而高官显爵者们则是通过占有大量的依附人口来获取。

后汉，曹魏之后历代重臣并世袭封爵，基于对大量土地与依附人口的占有，他们在政治，经济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特别优越的地位，从而造就了门阀士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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